缅甸仰光机场附近一高尔夫球场遭火箭弹袭击致1人受伤

显然，内在视角下的惯例，应该以戴雪的严格区分为起点。

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对待这种差别才最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传统的做法是承认但超越利益差异，强调三方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性，认为劳动者只要悟到这一层就会获得工作的动力。注释: [i]根据截至2011年底的资料，仅中国、朝鲜、坦桑尼亚和古巴四国宪法规定了公民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

其一，觉悟的内容是一致的，提高觉悟就要统一思想，因此特别需要防止企业在制定和执行劳动纪律时掺入与觉悟不相符合的成分。三是允许企业在处分时附带给予一次性罚款（第12条）。就劳动纪律的监督权而言，国家对于企业执行纪律进行广泛的行政和司法监督。首先，遵守劳动纪律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其三，由于遵守劳动纪律是光荣和先进的表现，所以应当在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第42条第3款第3句）时纳入考量。

现行宪法两次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民生（第14条第3款）、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第42条第2款）。[xvii]参见张友渔：《新宪法与劳动工作》，载北京市劳动学会秘书处编印：《社会主义宪法与劳动工资制度改革》，1984年自版发行，第21页。作者简介：谭清值，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

而在宪法层次，授权法律、地方性法规改革试点的事项，当然不能染指宪法保留的范围。[36]See 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 Ed.),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p.33—79. [37]例如，2016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其授权依据是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中国（天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譬如《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便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授权期限作出任何规定，诚然该两项制度改革试点难度较大，但在难以拿捏试点期限的情况下，也宜作转授权处理而非空白授权。[11]参见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5年第2号）。

当然，授权明确性原则只能为授权改革试点规则的设置作出初步确定，更为精细的考量还有赖比例原则的引入。[65]需要注意的是，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公法上以个案为前提的公权力行为的事后审查。

为回答法律所规定基本权利的规范密度应如何（法律保留的范围）的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由此发展出了重要性理论作为判断原则。其实，修宪无限论者模糊了制宪与修宪的区别，拥有无限修宪权的全国人大意味着拥有全能的、绝对性主权，这已然背离共和国之权力均衡原理的基本蕴藏。在八二宪法所塑造的权力图谱中，只有适格的人大才享有授予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改革试点的权力。监察委员会的创制试点，改变了原先中央层级全国人大之下一府两院的权力框架，已然触及宪法层面的制度变革。

回归规范上，《立法法》第 13 条对授权目的、授权期限、授权地域等简略宽泛的规定，同授权明确性原则之间存在张力。[35]撇开理论的无谓的纷争，形式法治是法治的重心。甚至作为地方政府规章的2019年《深圳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规程（试行）》第 123 条更为鲜明地提出：法规规章的实施部门应当就暂时调整或者暂停实施法规规章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性进行评估和论证。考虑到各地基层司法机关专业能力、案件类型等差异化因素对试点效果的影响较大，试点的全国地域分布要相对均衡。

所谓重要性理论，指干涉或侵害基本权利的权力行为，其构成要件、组织及程序上属于重要事项者，必须由立法者自己为之，不得授权行政机关自行判断。八二宪法是一部旨在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维护改革所需秩序的改革宪法。

再如针对授权期限延长问题，法律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但实践中已有诸项决定对此作出回应。[54]在立法政策选择中，具体利益的识别和衡量是适当的理性思维和决策方法。

对此，授权者应当在实现授权目的的实际需求尺度上形成良好的明确性规则。因为《立法法》第 13 条规定授权改革试点的根据是改革发展的需要，地方性法规中也规定了改革创新需要创新需要等作为授权根据。而且在法律未被废止之前，其效力具有永续性，而授权决定的效力仅具有暂时性，一旦制度试验的目标实现，即告无效。结合既有授权实践在遴选最佳授权改革试点方案上的良好经验，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力完善其制度体系：第一，更为明确但又富有灵活性地规定试点的期限和地方。不同国别，修宪权的界限范围存在差异，但它仍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修宪并不是意味着破坏宪法的结构，或者废除宪法的基本内容，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调整、扩展、提升和纠正已经蕴含在宪法中的内容。当然不能简单以决定的冠名就将授权改革试点决定排除在法律之外，更为可靠的做法是借助形式性标准判断某一决定的性质，即观察某一决定的制定主体、公布主体和制定程序是否符合《立法法》的具体要求。

所谓形式，指的是不同规范形式之功能的组织与程序条件，内容则指所欲规范的国家事务。因此，那类不设置任何报告义务的试点决定不能达成监督、评估目标，明显不符合比例原则。

在法治理论中存在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概念之间的争辩，前者强调良法之治，要求立法者实现创造和维持使个人尊严得到尊重的条件，后者则将民主、正义、平等、人权、个人尊严等价值要素与法治区别开来。（一）授权决定的多重实践形态 2015年全国人大修订《立法法》，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改革试点的实践提供了明确的合法性支撑。

在当前所有的改革试点中，仅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具有直接侵益性质，似乎不应当采行授权试点决定的规范形式。实际上，该论将问题作了形式化理解。

利益衡量不仅是一种法律适用方法，也是一种立法方法。对授权者制度角色的正当性反思是必要的，如此方可以实现法治。究其本质，人大授权改革试点是一个法治逻辑（法治原则）与改革逻辑（制度创新试验需求）折中调和的创制物。较之授权决定，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具有更为复杂、多元的人事组织。

[51]经过全面梳理可以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宪法法律改革试点，一般均有贯彻党的改革政策的背景。具体到作为立法机关，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是人大立法过程中应着力推进的工作。

[61]值此背景下，实体审查的标准显得愈发重要。甚至，针对监察体制改革的建言献策中有人提出，应当尽快通过将《行政监察法》更名为《国家监察法》的修法方式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并明确地指出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是依据《宪法》第 2 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代表人民通过制定法律、作出决定方式行使国家一切权力，包括设立国家机关的权力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全国人大的权力。

总体上，当前的行政管理仅涉及军官、公务员等行政系统内部的管理变革，与公民基本权利不直接相关联。[30]从全国人大职权体系的规定来看，其内容由严谨的法律术语和带有政治想象的措辞构成，兜底职权条款具有政治想象空间。

按此逻辑，将立刻面临一个看似棘手的矛盾，即实践中授权法律改革试点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全国人大也没有根据《宪法》第 67 条第22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之规定给予其常委会专门的明示授权。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某些授权决定没有试点时间、空间的规定，致使《立法法》第 13 条中一定期限和部分地方的限制性规定成为具文。[15]包括甘肃、河北、黑龙江、山东、上海、天津、浙江等7省地方性法规制定条例、地方立法条例，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条例，以及福建、广东、湖北、四川、重庆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授权改革试点，应当遵循平等权的要旨，符合宪法全盘价值理论，立法者不可以在法律体系内，树立价值相互矛盾之制度，使得规范之适用发生法确信力之怀疑，致失正义之后果。

[44]基于重要性理论，设定了立法与行政两权彼此消长的判断标准。而行政审批、农村产权及司法制度等改革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等），但改革试点的方向都是放松管制或促进权利取向，表现为取消之前的强制性措施，释放市场活力（如取消行政审批，改为备案登记制），或者对基本权利产生积极影响（如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如果地方人大可以恣意授权改革试点，则与其保证宪法法律执行的职责明显违背。[42]因此，应当立足议事实践，通过不断完善人大议事规则体系，增进人大审议的科学性和理性化程度，从这类细节之处完善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黎娟：《试验性立法的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以我国〈立法法〉第13条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第84—94页。基于法律和授权决定在组织程序方面的差别，我们可以将民主价值的实现程序作出二分，法律的审议程序体现为一种厚的民主观，而授权决定则展现为一种薄的民主观。